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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关羽与许昌,赵献东谈三国文化

发布日期:2018-8-25 下午 06:51:57 浏览:70

来源时间为:2018-08-08

曹操、关羽与许昌,赵献东谈三国文化

2018-08-0816:26:57

来源:中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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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三国,离不开汉魏;说汉魏,离不开许昌;说许昌,离不开曹操和关羽这两个历史人物。

三国时期,曹操、关羽皆为人杰。曹操雄踞许昌25年,外定武功、内兴文学、治军理民、屯田积谷、广揽人才、东征西讨、克平群雄、抗击吴蜀,为最终实现“三分归一统”的宏图霸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三曹七子”创造出的慷慨悲凉、刚健沉雄的“建安风骨”,使建安文学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的新篇章,使许昌成为三国时期的文化中心。

而关羽的成名与曹操也息息相关。关羽的功绩,人们常常说是“头枕洛阳,身卧当阳,功在许昌”,许昌的春秋楼、灞陵桥就是见证。笔者认为,正是许昌,成就了曹操和关羽。

许昌与曹操

曹操是东汉末年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卓有成就的诗人,也可以说是汉末三国最杰出的人物。在政治军事方面,他南征北讨,铲除众多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区域,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文学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不难发现,曹操一生的主要功绩,都与许昌有着密切的联系,应该说曹操有效地利用了当时许昌的天时、地利、人和。

许昌的天时。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黄巾军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统治阶级因而诬称之为“蚁贼”。起义初期,黄巾军的主力分散在巨鹿、颍川、南阳等地,他们各自为战,攻城夺邑,焚烧官府,扫荡豪强地主坞堡,取得了很大胜利。颍川黄巾军打败右中郎将朱儁,并将左中郎将皇甫嵩围困在长社(今长葛)。于是,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起兵,配合官军镇压起义军,曹操官拜“骑都尉”,参与到了“讨颍川贼”的斗争中。《资治通鉴》中记载:“会骑都尉沛国曹操将兵适至,五月,嵩、操与朱儁合军,更与贼战,大破之,斩首数万级。封嵩都乡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东汉末年的颍川郡就是今天的许昌。天时正是指东汉末年的社会局势资源,许昌恰在黄巾起义的中心地带,如果当年的黄巾起义不在中原地区,曹操就不见得可以顺利起家,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了。

许昌的地利。古人云:“得中原者得天下。”综观中国地形,中原乃中国的中心,许昌恰为中原的中心,地理位置在当时交通并不发达的时期显得尤为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正如《史记·韩信列传》在谈到韩信被封为韩王时所云:“颍川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可见许昌当时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许昌又处平原地带,土地肥沃,历来为粮食主要产区。在各路诸侯纷争的三国时期,许昌无疑是一块宝地,曹操也恰恰选择了这里。

早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的谋士毛玠就向曹操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的战略性建议,曹操深以为是。建安元年8月,曹操亲至洛阳朝见汉献帝,随即迎其迁都许昌。从此,曹操取得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优势,这是曹操政治上的一大成功。

汉魏时期,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出现大饥荒。这一时期,粮食供应成为各军事集团最大的问题,因军粮不足而无敌自破者不胜枚举。建安元年,曹操采纳部下枣祇等人的建议,利用攻破黄巾所缴获的物资,在许下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于是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屯田有效地解决了曹操集团的粮食问题,所以曹操说:“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国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

在兴置屯田的同时,曹操采取各种措施,扶植自耕农经济。针对当时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的情况,曹操先后采取招怀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检括户籍等办法,充实编户,恢复农业生产。此外,曹操还陆续颁布法令,恢复正常租调制度,防止豪强兼并小农。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颁布新的征收制度,到建安九年,又明确:“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曹操前后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濒于崩溃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成为曹操集团的雄厚经济基础。通过采取以上措施,曹操统治区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这是曹操在经济上的一大成功。曹操在许昌的一系列举措,包括毛泽东也给予了颇高的评价:“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

迎帝都许和在许昌恢复农业生产是曹操得以成功的两个重要条件,这当然也与曹操选择许昌作为他的政治、经济中心有必然的联系。

许昌的人和。曹操“唯才是举”的思想,招来了数量众多的士人,形成了人才汇聚、共创大业的鼎盛局面。这些人才要么是直接投奔曹操,要么是因为在别处怀才不遇转而投靠曹操。不管是哪种情况,曹操都是来者不拒。这样,许昌就成了众多有志之士心向往之的最终目标。当时的许昌人杰地灵,在曹操先后三次发布《求贤令》期间,就有许昌的荀彧、荀优、荀悦、陈群,禹州的郭嘉、枣祗、赵俨、戏志才,长葛的钟繇等人投奔。这些人才华横溢,为汉魏大业和建安文学的繁荣立下了不少功劳。诚如马宝记先生在《从颍川士人际遇看曹操用人思想》一文中的观点:“颍川士人在曹魏集团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曹操平定北方的历史进程中,颍川士人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征伐翦讨,还是运筹帷幄;也无论是开荒屯田,还是治理一方,这些颍川士人都表现出了极高的水平和极强的能力。”

当今社会,大家都知道人力资源是第一生产力,谁掌握了更多的人才,谁就会取得成功。曹操有效地利用了许昌的人和资源,可以说是他成就大业的最重要条件。

有了在许昌的基础,曹操先后战胜了袁术、吕布、张绣、袁绍、刘表、张鲁、马超等割据势力,基本统一了北方,终成就了一方霸业。尽管曹操一生没有称帝,但是在他病逝后不久,魏王曹丕自立为皇帝,国号大魏,追尊曹操为魏武皇帝,庙号太祖。

许昌与关羽

关羽本是三国时期蜀国的一员战将,死后却备受民间推崇,又经历代朝廷褒封,被人奉为“关圣帝君”,佛教称为“伽蓝菩萨”,尊称为“关公”,被后来的统治者崇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最后被封为“盖天古佛”。在《三国演义》中,有“千里走单骑”、“土山三约”等佳话。关羽留下的“忠、义、勇”精神,为历朝历代所推崇。事实上,关羽的“忠、义、勇”精神,主要是发生在许昌这片土地上,借助曹操而展现出来的。

曹操接纳并礼待了关羽。曹操是个礼贤下士、爱才惜才的典范,他对关羽的欣赏与爱戴更是非同寻常。当刘备兵败,关羽被围土山,张辽劝降,关羽有“土山三约”。关羽这“三约”,哪里是降者之约,实是胜者之规。然而求贤若渴的曹操从见到关羽那一天起,就爱他是个人才,总想为己所用,所以这三条对曹操来讲极尽苛刻的条件,他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并“出辕门相接”,“关羽下马入拜,曹操慌忙答礼”。接下来,曹操为了留住关羽,在许都更是给他充分的厚爱:赏赐宅第,封侯授官,赐马赏金,奉为贵宾,给了关羽足够的荣耀,而这些可以说是为关羽的“忠”和“义”做足了铺垫。

在许昌期间,关羽不为荣华富贵、高官厚禄所动,心中始终惦念着义兄刘备,始终“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为避嫌,将曹操赏赐的宅第分为两院,两位皇嫂居内院,自己住外院,晨夕问安,不越雷池,夜读《春秋》更是传为千古美谈。如今的春秋楼,可以说是那段历史的最好见证。

曹操践诺并成就了关羽。关羽后来得知刘备下落,便封金挂印,修书请辞。曹操为关羽的忠心所感动,在许昌灞陵桥赠袍送行,并以关羽为榜样,教导部下说“不忘故主,来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当效之”,大度地放了关羽。当时大将们都很不理解,认为关羽归袁绍,是如虎添翼,应当追上去杀了他,以免后患无穷。曹操说:“我已经答应放人怎能失信呢?各为其主,不要追了。”遂后成就了关羽“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千古美名。曹操接受了关羽种种苛刻的条件,甚至忍受了关羽的“过五关斩六将”,这些都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

关羽败走麦城之后,首级被东吴送至曹操,重情爱才的曹操,以王侯之礼厚葬了关羽。可以说,关羽的一生都与曹操结下了不解之缘。没有曹操的爱才、惜才,就体现不出关羽的忠、义、勇,而关羽的忠、义、勇最好的体现莫过于在许昌的这段时间。关羽一生的功名盖棺定论,可以用流传于民间的一句话来说明:“头枕洛阳,身卧当阳,魂归故乡,功在许昌。”这是曹操与关羽的结缘,也是曹操、关羽与许昌的不解之缘。

有人认为:“忠”是关羽文化的核心,“义”是关羽文化的精髓,“勇”是关羽文化的魅力。倘若没有曹操的爱才心切,没有把关羽留在许昌,没有给关羽那么多深入人心的感动,也许就没有了关羽日后寻找刘备的“忠”,没有了从许昌“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勇”,没有了赤壁大战华容道上义释曹操的“义”了。关羽的“忠、义、勇”成就了以后关羽“神”一样的形象,使关羽由一个武将变成了一种精神的象征,而这些,都与曹操分不开,也都与许昌分不开。可以说,没有曹操在许昌的识才、揽才、容才,就无法成就关羽的“忠、义、勇”。

曹操、关羽与许昌

提到奥斯卡,人们就会联想到美国的洛杉矶;提到奔牛节,人们就会联想到西班牙的潘普洛纳;提到慕尼黑,人们就会联想到盛大的啤酒节;提到戛纳,人们就会联想到电影节的盛典……如今,节庆文化已经与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品牌形象紧密相连,演化为节庆经济,演化为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节庆产业,成为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如果说,特色是城市的个性,那么,品牌则是城市的姓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领头羊和重头戏。历史似乎就是这么的巧合,曹操借助许昌的天时、地利、人和,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关羽以许昌为平台,借助曹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忠、义、勇”的化身。而今天,许昌也借助曹操、关羽这两个历史人物,成功地树立起了自己“曹魏故都”这个品牌。

三国时期虽然群雄并起,但谁都不可否认的是,在汉魏、三国文化中,曹操的影响远胜于孙权、刘备。因为曹操,许昌在三国时期占据了独特的历史地位。而从许昌的实际讲,许昌现有春秋楼、灞陵桥、华佗墓、运粮河、八柏冢、射鹿台等历史遗迹,“魏都”之名恰如其分,还有《三国演义》120回中有52回涉及许昌,这些都是许昌曾为三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明证。

为了把许昌“曹魏故都”的牌子擦得更亮、叫得更响,许昌市委、市政府近年来在挖掘许昌的汉魏、三国文化上也作出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努力:“汉魏故都、智慧之旅”成为许昌的三大旅游品牌之一;与三国文化有关的春秋楼、灞陵桥、汉魏故城遗址等都经过了重新整修并被纳入许昌一日游精品旅游线路;新建成的规模宏大、有许昌城市地标意义的许都公园、魏武游园、曹丞相府,成为独具特色的魅力景观;曹魏三国文化园的整体规划已经完成并将逐步实施;运粮河综合整治开发正在进行;连续举办的“三国文化周”已成为知名节会品牌,今年第六届更是升格为国际文化旅游周,立足许昌、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一系列围绕着“三国文化”开展的活动,极大地丰富了许昌三国游的内涵,也使得许昌“曹魏故都”品牌的号召力和辐射力更强。

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为我们传承创新三国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笔者认为,借助许昌的三国文化资源,找准三国文化与时代大潮的结合点,许昌的旅游开发和“文化强市”建设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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